古代史略_明至清中葉時期的淮安府
明代的淮安大移民
    元至正二十六年(公元1366年)，朱元璋占領淮河兩岸的大片地域。同年，置淮安府，領海、泗、安東三州，山陽、清河、沭陽、鹽城、桃源、贛榆、天長、盱眙8縣。旋又以泗州、盱眙、天長改隸風陽府;并降安東州為縣，仍隸淮安府，以邳州、睢寧、宿遷縣改隸淮安府。時淮安府共轄二州九縣。
    戰(zhàn)亂使淮安及其周圍地區(qū)人口逃斃殆盡，亟待移民充實。同時，江南地區(qū)的地主階級人士有很多依附張士誠。故明朝初年，政治上的一項重要措施，是進行強制性的大規(guī)模的移民。洪武三年(公元1370年)，遷蘇、松、杭、嘉、湖諸府之民4000余戶至臨濠墾田。又移江南民14萬戶于風陽府。泗州、盱眙為交通要道，經(jīng)明末大亂，人口銳減，時均屬鳳陽府，故遷移的14萬戶中，有相當一部分安置于泗州和盱眙。此后百余年中，又陸續(xù)將江南的人民遷徙到淮安府境。這就是淮安民間傳說中的"紅巾趕散"。如漣水、淮陰望族朱姓，就是明洪武年間整族整族地"奉旨"遷來的。其中一族坐的是包鐵頭大船，后人在漣水、淮陰"九朱"中以"鐵船頭朱"加以區(qū)別。漣水孫氏、張氏，灌南湯氏，以及金湖等地約70%左右的居民，其先人也多為洪武年間從蘇南遷來的。又據(jù)民國《泗陽縣志》載，元末明初，由蘇南遷來的有翁、朱、盧、吳等25氏族，其中由蘇州遷來的有21族。
    明中葉，實行"中鹽法"，晉、徽商來淮業(yè)鹽，并就地定居繁衍。漣水望族程氏，"先世本歙人也，明季始遷安東。耀南縣城新安鎮(zhèn)，是明朝中葉安徽新安商人在此興集命名的。高溝地區(qū)的汪、程、吳等姓，其先也是安徽歙縣人，也是因經(jīng)商就地「居的。淮安河下鎮(zhèn)是著名的徽商、晉商聚居地。
    這些移民與淮安土著居民一起，共同生產(chǎn)，共同生活，相互婚配，對準安地區(qū)經(jīng)濟文化的發(fā)展，作出了重要的貢獻。
明代的軍防建設
    淮安作為黃淮運交匯處咽喉重鎮(zhèn)，也是軍隊駐防的重點城市。在明代淮安不僅駐有淮安衛(wèi)、大河衛(wèi)，還有督漕總兵官所率相當數(shù)量的護漕兵丁。同時，還有相當數(shù)量的民壯(亦稱民兵)組織。時淮安府各縣民壯，少則200余名，多達580名。各縣民壯都有專門的訓練場地，每年
    都要進行集訓。開始時分為三班，"一班在官守城，二班歸農(nóng)。"后來"歸農(nóng)者極少"，多成為長年服役，不僅守城，還充當捕快和吹手侍從等雜差。
    同時，統(tǒng)治者還不惜耗費巨大的財力物力，營造區(qū)域性中心城堡---淮安城。因此，在本區(qū)的古城中，以淮安府城zui為堅牢高峻，易守難攻，素有"鐵打淮安城"的口碑。準安城分為舊城、新城、夾城(亦稱聯(lián)城)，俗稱"淮安三城"。
    三城之興，各有起始，而以舊城zui早。舊城始筑于東晉安帝義熙年間(公元405-418年)，唐、宋時代屢有修治。宋孝宗時，陳敏重加修葺，金國的使臣過淮，見楚州城雉堞堅新，稱為"銀鑄城"。"元至正間，江淮間兵亂，守臣因土城之舊，稍加補筑。"明王朝建立之初，增修，包砌磚石，并在四周修建了城樓敵臺。明初增修的舊城周回11里，東西徑、南北徑都是525丈，基本是正方形，城高30尺。有5座城門，東日觀風門，南日迎遠門，西日望云門，北日朝宗門，西南稍北有門曰清風門。后清風門堵閉，4門名稱亦更改:東曰瞻岱門，南曰迎董門，西曰慶成門，北曰承恩門。四門皆有子城，城上有城樓，又有角樓3座，窩鋪53座，還有3座水門。嗣后，明正德、嘉靖、隆慶、萬歷，清康熙、乾隆、嘉慶、道光、同治、光緒年間均有規(guī)模不等的修治。特別是道光二十二年(公元1842年)漕督周天爵又新建2座炮臺、4座過街樓，意在使城防增強對洋槍洋炮的抗御能力。
    淮安新城在舊城北一里多，"高二丈八尺，圍七里零二十丈，東西徑三百二十六丈，南北徑三百三十四丈，為門五:東曰望洋，西曰覽運，南曰迎薰，北曰拱極，小北門曰戴辰。門各有樓，惟小北門無。東西有子城，角樓四，南北水門二，窩鋪四十八座，雉堞一千二百座"。按:新城就是古北辰鎮(zhèn)地，西瞰運河，北俯長淮，東南接馬家蕩。元至正二十五年(公元1365年)，張士誠部將史文炳守淮安時始筑土城。明洪武十年(公元1377年)，淮安衛(wèi)指揮時禹取寶應廢城磚石力口以包修，后明永樂、正德、隆慶、萬歷，清乾隆、咸豐中均進行過修治。
    淮安夾城(亦稱聯(lián)城)在新、舊二城之間，東長二百五十六丈三尺，起舊城東北隅，接新城東南隅;西長二百二十五丈五尺，起舊城西北隅，接新城西南隅。有四座城門，東南曰天衢門，東北曰阜成門，西南曰平成門，西北亦曰天衢門，東西域有4座水門。開始修筑時高只有一丈四五尺，后加高六七尺，加厚四五尺，有4座城樓。聯(lián)城本為運道經(jīng)臨之地，糧船屯集之所。嘉靖間倭寇犯境，三十九年(公元1560年)，漕運都御史章煥奏準建造。明萬歷二十三年、清乾隆九年，先后加筑、修新。其后歲久漸圮。
    淮安三城西接運河，北阻黃淮，三城一體，首尾呼應，有固若金湯之譽。這在全國都極少見，故淮安三城名揚四海。明代倭寇、清代太平軍和捻軍，都知難而止，未能將其攻克。
    特別值得大書一筆的是，筑于明代的淮安新城藏軍洞?！吨匦奚疥柨h志》卷十九記載:"藏軍洞在新城東門外"。又云"新城東門樓下有地洞，深不可量，周環(huán)丈余，乃創(chuàng)城時建，從地下直達柳浦灣，去城三十里。萬歷末年，農(nóng)人浚菊花溝，見磚壁，毀之不窮，即地上量度之，直至新城東門下，始知為藏軍洞也。"2000年，市地震局請省地震局專家以高級儀器在地面探測，證明藏軍洞仍在地下，且大部保存較為完好。西起新城東門，東至今楚州區(qū)季橋鄉(xiāng)境(柳浦灣屬之)，近15公里長，其寬度一般為3一4米，還有岔道，岔道zui寬處有近10米。
    構筑這么長的地下通道用以行兵、藏兵，很顯然，主要是用來夾擊攻城之敵的。此洞在明嘉靖年間抗倭時，曾藏兵設伏于內(nèi)，對倭寇實施有效夾擊，并取得抗倭斗爭的決定性勝利。
清江浦的興起
    宋喬維岳開的沙河，至元末已是河床淤塞，閘壩湮廢了。明永樂間，平江伯陳喧總督漕運之初，往來船只均是至淮安新城(河下)盤五壩人淮。漕船由新城東門外東北的仁、義二壩入淮，官民商船由西門外西北的禮、智、信三壩入淮。過壩時，重載之船必須把貨物剝卸下來，將空船拖過壩，再把貨物裝上。入淮后逆水而上，至清日入黃河。這一段水流特別迅急，每船往往要用上百個纖夫拉，故"逾淮達清河，勞費甚鉅"。
    為了"免過壩及風濤之險"，陳喧進行了走訪和實地勘察，于永樂十三年(公元1415年)，循宋喬維岳所開沙河故道，自淮安城西管家湖，鑿渠20里，導引湖水由鴨陳口大淮，這條漕河被命名為"清江浦"。為了節(jié)制水位，還在清江浦上建了板閘、移風、清江、福興、新莊五道閘。清江市的興起，即緣起清江浦河的開鑿。 
    陳喧主持漕政時，推行了一種"支運"制度。即在淮安、徐州、臨清等運河沿線重鎮(zhèn)，分別建筑中轉糧倉，各自接納指定地區(qū)的民船送來的漕糧。"令江西、湖廣、浙江民運百五十萬石于淮安倉，蘇、松、寧、池、盧、安、廣德民運糧二百七十四萬石于徐州倉，應天;常、鎮(zhèn)、淮、揚、鳳、六、滁、和、徐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于臨清倉，令官軍接運入京、通二倉"。據(jù)談遷《北游錄》載，明代的淮安轉搬倉建于清江浦，有40區(qū)倉房，皆"堅基廣厚，倍于常制"。轉搬倉由戶部的派出機關---戶部分司(今清晏園即其舊址)監(jiān)理。
    此后，這里又創(chuàng)辦了全國zui大的內(nèi)河灣船廠---清江督造船廠。清江船廠的廠址，在清江浦河南岸，處于山陽、清河二縣之間，其中心位置東去山陽縣城、西去清河縣城各30里，大致在舊城區(qū)之內(nèi)。清江船廠后來發(fā)展到擁有4個大廠、80個分廠，工匠牙役商人近萬，廠房工棚延綿20余里的規(guī)模。清江船廠由工部的派出機構工部分司(今市區(qū)紀家樓一帶)監(jiān)理。
    在陳喧總漕之前，今市區(qū)大部地段還是人煙較少的"閑曠之地"，自清江浦疏鑿、四道閘修建、轉搬倉落成、造船廠投產(chǎn)之后，這里遂變得熱鬧非凡:江西、湖廣、浙江的糧船要到此卸糧以入轉搬倉，其它路過的糧船要到此停泊稽延，運糧官軍要在此輾轉忙碌，造船的工匠牙役、官佐兵弁在此食役卜居，往來的商賈在此招搖過市，爭相漁利…。往日的"閑曠之地"，很快便成為"僑民宿賈，巨室鱗次"的通商大埠了。"清江浦"也因此成為這一這通埠的名稱，而清江浦河則與淮揚運河一起，被稱為"里運河"了。即使經(jīng)過明末清初的軍事政治大動亂，清江浦作為交通樞紐、軍事要沖，仍"居人數(shù)萬家，夾河二十里"。到清乾隆年間，清江浦達于鼎盛，乾隆四十年，人口50余萬。僅從這一數(shù)字中，即可想見其當時的繁華。因古末口而興起的淮安城，其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為清江浦所取代。
淮安和明清漕運
    漕運是事關"國脈"、事關國家穩(wěn)定的要務。為了保證漕運的暢通和漕糧運輸?shù)陌踩诨窗苍O置督管漕事的大臣，"凡湖廣、江西、浙江、江南之糧艘，銜尾而至山陽，經(jīng)灣督盤查，以次出運河。雖山東、河南糧艘不經(jīng)此地，亦皆遙稟戒約，故漕政通乎七省，而山陽實咽喉要地也。"
    關于負責漕運的職官，明朝初年設有漕運使，不久罷去，而以勛爵大臣負責。永樂中設漕運總兵官，一般為正二品銜。景泰二年(公元1451年)，以漕運不繼，始以副都御史王站為總督漕運兼巡撫淮、揚、廬、鳳四府及徐、和、滁三州，駐節(jié)淮安，與總兵官同理漕務，稱為文、武二院，而總兵仍居總漕之上。萬歷年間，李三才任總督漕運事，三才性格剛毅而雄辯，且文武全才，漕運總兵官、新建伯王承勛對他很是敬畏，不敢與他分庭抗禮。不久，李三才又上奏朝廷說，海運停廢已久，漕運總兵官沒有必要再設置，朝廷遂采納他的建議，將漕運總兵裁撤，而專任文職。
    每年年初，總漕巡視揚州，經(jīng)理瓜洲至淮安的灣船過閘事宜，總兵官到徐州督管漕船過百步洪、徐州洪等，理灣參政管押赴京。所渭"督催有御史、郎中，押運有參政，監(jiān)兌、理刑管洪、管廠(造船廠)，管閘有主事，駐山陽(楚州區(qū))、清河(淮陰區(qū))。"其后，參將、郎中、御史及催趲、主事五員奉裁，惟留漕運理刑，刑部主事一員專駐山陽。
    清朝立國之初，在淮安設總督灣運部院兼巡撫事。順治四年(公元1647年)，設滿洲侍郎一員，與總漕同駐淮安，名為總理。順治十八年，在鳳陽另設巡撫，總漕專管漕政，而將總理撤回，刑部理刑亦裁撤?？備钜话阌蓮囊黄反髥T擔任。惟漕儲道至康熙四年才裁撤。而各省則有督糧道，皆遙相隸屬。還有監(jiān)兌、押運府佐等官。雍正中，設巡視南漕御史二員駐山陽，后又以一員駐山陽，一員駐濟寧。
    漕運之法，明永樂間，平江伯陳喧主持漕政時，對灣運制度進行了改革，推行了一種叫"支運"的制度，即在淮安、徐州、臨清、德州等運河沿線重鎮(zhèn)，分別建有轉搬糧倉，各自接納指定地區(qū)的民船送來漕糧，然后再分別派官軍承運到指定的地點。
    宣德六年，又采納陳喧的建議，實行兌運，"令民運至淮安、瓜洲，兌與衛(wèi)所，官軍運載至北，給與路費耗米。"是為兌運。成化七年(公元1471年)，又有改兌之議。
    清初，灣政沿襲明制，用旗下長運。"長運者，令瓜、淮兌運軍船往各州縣水次領兌，民加過江腳耗，視遠近為差。"然積久弊生。兩江總督陶澍說:"灣政首禁浮收，而浮收之原由于旗下之索加幫費;旗丁之索費，又由于沿途公用，及通倉胥役、催趲員弁索費于旗下。故歷屆兌漕，州縣有協(xié)濟之款，積久視為應得，更思逐漸加增，以倡率停兌為挾制之端，以勒措通關，為刁難之具。水手出入淮境，不虎而鼠，首尾帖然，及到江南，則玩易官府，欺凌民船，霸道橫行，莫敢正視，旗下之爪牙也。衛(wèi)官在淮，奉法惟謹，不率則漕督橢其章服而撲之，及到江南，挑米色，促兌期，互為狼狽，又旗下之羽翼也。此輩既托詞多取于州縣，州縣亦必藉口浮取于小民，加五加三，風篩雨耗……此在民之害也。"清中葉，由于會通河淤塞，"而膠萊故道又難猝復，借黃轉搬諸法行之又不能無弊。"于是道光皇帝采納了英河、陶澍、賈長路等人的建議，恢復海運，由上海雇商船經(jīng)由海道將江南漕米轉運到京城。自此河運漸廢，改兌制度亦形告寢。
    江南各省灣船到淮時間，一般都是在農(nóng)歷十一月以后和第二年三月份以前。一到此時，各地漕船每加船結為一幫，在押運同知、通判，以及幫長干總、幫辦武舉等帶領下，云集于淮關，待漕運總督親自盤查，發(fā)給簽條后，方得過清江浦附近四道閘入淮入黃。
    就漕運數(shù)量言，明代一般每年450萬石，zui高達640多萬石。清代一般每年為400萬石，zui高也未超過500萬石。從宋至明、清，灣運量的遞降，并不是因為封建統(tǒng)治者減輕了對農(nóng)民的剝削，而主要是因為自宋以后，特別是明中葉以后，黃河奪淮日趨嚴重，運道日益艱難，不能承受更大的運輸量。明清兩代，因運道經(jīng)常淤淺，只能用吃水不超過三尺的淺底船運糧，每船只能裝三四百石。由于運載量小，運軍多，加之漕船經(jīng)常毀于風濤，故運費特別高昂。這些運費都加在農(nóng)民頭上，農(nóng)民已經(jīng)不堪承受。
淮安鈔關的設置
    位于板閘的淮安榷關之設始于明代，起初止有商稅，沒有"船鈔"。永樂十四年，設戶部鈔關于淮安城西北廂的版閘。又允許工部分司設卡抽分，以彌補清江督造船廠造船經(jīng)費的不足;允許戶部分司淮安轉搬倉征收儲糧稅。工部抽分和戶部儲糧的稅卡均設在清江浦。
    延至宣德四年(公元1429年)，因"鈔法"難以實施，年年不能完成預定的征收計劃，實行改革。淮關"船鈔量船之大小修廣而差其額，謂之"船料"。凡本色鈔三百萬余兩、錢六百余萬文，折色船料正余銀二萬二千七百余兩。此淮榷改鈔為銀之始末也。"成化元年(公元1465年)，淮安鈔關被裁撤，七年復設。
    嘉靖四十一年(公元1562年)，經(jīng)奏準，淮關自當年始，將超額征收的銀兩全部上交充公帑。
    榷關官員，初差御史及戶部官員監(jiān)收，景泰六年(公元1455年)撤回戶部主事，令淮安府委派同知等官監(jiān)收，有時又令巡按御史兼管。弘治六年(公元1493年)專差南京戶部委派一位官員監(jiān)收，每年更換一次，以免積久弊生。清順治年間，淮關監(jiān)督滿族、漢族各一員，接著又特命內(nèi)府人員出任，不由戶部推派，另外派"筆帖式"一員為副手。乾隆四年(公元1739年)，淮關監(jiān)督準泰奏請"筆帖式"二員來關幫辦，名曰"委員"。乾隆三十九年(公元1774年)又增設巡檢一員，以加強護稅。護稅武裝，于雍正三年(公元1725年)撥千總一員帶兵守護淮關金庫。
    船至關前，必須先完稅，經(jīng)檢驗后，方能開閘放行。清郭璦《淮陰竹枝詞》生動地吟道:
    百子堂前漕復漕，天妮閘下浪如山。
    篙師鱗次踏霜立，小吏披裘放早關。
    淮關歲征額，在天啟三年(公元1623年)以前，基本未變，為23000兩。天啟三年起，因為清軍侵擾，及后來鎮(zhèn)壓農(nóng)民起義等，先后增加了"遼餉銀"、"新餉銀"、"代補銀、桃二邑誤派遼飾銀"、"助餉銀"、"練餉銀"等，共達77875兩多，比正額多了2.4倍。
    清順治三年(公元1646年)，正額稅仍為23000兩。而將明天啟以后遞加餉銀減半征收，為27000余兩，兩項合計為50047兩多。順治八年又增加到58300兩，康熙二十五年(公元1686年)因辦銅(造銅錢)不敷，加銀一萬七百六十九兩湊買銅斤，歲額遂為六萬九千六十九兩。"后又陸續(xù)增加到"十一萬九千五百二十三兩有奇"。
    戶郡儲糧稅緣于明永樂間漕糧都以民運。永樂十三年(公元1415年)設淮安常盈倉于清江浦，歲儲江南漕糧70萬余石，"后以漕糧改兌，俱用軍丁長運，而轉運之制遂罷?；磦}所儲米麥無幾，專給江北廬、鳳、淮、揚四府運軍行胡等糧。萬歷八年，題準將淮安府四稅銀并商稅銀俱屬淮倉戶部征收，于是管倉兼管抽稅。清康熙間，王漁洋為船政同知，以十里之間，三處設卡收稅，增弊而病商，令"商販裹足"，向漕督帥顏保建議，上奏朝廷合并收稅，獲準。九年(公元1670年)，遂將淮倉戶部征收的"四稅銀"、"商稅銀"共308叨兩8錢，歸并淮關一起征收。
    工部抽分廠關由工部都水司官一員督理。凡竹木釘鐵油麻等造船物資，實行三十稅一。初無定額，每年大約1.2萬兩左右。后來因課額不敷所用，兼稅及船只、貨物，有"抽分"、"余羨"、"船鈔"，還為兼濟河工經(jīng)費，而增收"由閘"、"石價"、"梁頭"、"扣利"、"折夫"等名目，年額共51225兩多。
    淮關還統(tǒng)轄宿遷關、廟灣口(今阜寧縣城)。連同淮關，通計五關正額銀254363兩多，加上報解盈余銀，每年為364363兩多。
    至清中葉，淮安榷關官吏貪黷，管理混亂，遠近聞名。關于胥吏多方苛索、徇私舞弊之情況，清黃鈞宰《金壺七墨》中記述了一件很典型的事:"淮關額稅二十萬，而歲征于商者，莫知其數(shù)，自監(jiān)督左右，下至環(huán)關而居者，靡衣鮮食，咸取給焉。鈞宰歸自清江，早關未放，時方嚴寒，舟子商人，股栗以待。久之，眾擁一少年盛服至，次第報驗訖，則官舫華仆，持柬討關，少年皆領之。zui后至一破舟，載貨浮于所報，少年怒，嗾從者話之，鞭苔交下，豕牽其人而去?；騿?。少年官乎?'舟子日:"噫嘻遠哉!老于車者識輪軸，老于舟者知舵木，是人姓名曰老谷，關督司閻妻弟之仆也'。"淮關監(jiān)督看門人的妻弟之仆，竟能如此作威作福，逞論其他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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